葡萄牙:被遗忘的帝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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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是多么的沉默啊,在从欧洲大陆伸出去的伊比利亚半岛那一端,她留给旅游手册的历史故事不多,偶尔有几个,也大多是我们不熟悉的姓名和典故。要不是英国人罗杰克劳利的《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热卖,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葡萄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当我们飞向里斯本的时候,我脑子里的葡萄牙还只是一串少得可怜的词:达伽马、果阿、澳门(蛋挞和葡式烤鸡)、费尔南多佩索阿、电影《里斯本夜车》、金融危机。除了佩索阿,其他的相关书籍我都没读过。

在里斯本的波尔特拉机场,我的葡萄牙词单里增加了第一个新词:黄金居留签证。走到行李大厅,一个巨大的灯箱广告迎面扑来,让彻夜未眠的我瞬间误以为回到了祖国——黄金橙红交错的画面上是染成金色的葡萄牙海边城镇照片和中文大字(一个欧洲字母也没有):“美好的欧洲生活,从搜房开始。“这个奇异的广告的起源是2012年10月8日开始实施的葡萄牙”黄金居留签证“政策。在我到达里斯本的那一刻,已经有2790个中国人拿到了这个”黄金居留签证“,他们每个人为此至少付出了50万欧元,占有了葡萄牙某个地方的房屋。

我们稀里糊涂钻出地铁站,7月的里斯本已经被强烈的太阳烤得冒起了白烟。鸽子在石块镶嵌的小路上慢悠悠晃荡,仿佛有点中暑。但沿途所见的人依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的男子都毛发茂密,在盛夏里也穿着整洁衬衫和西服,头发和大胡子梳理得很整齐,T恤衫在这里似乎是极不体面的穿着。这些英俊的男子也并不具有南欧男性常见的张扬,他们看起来温和而低调,对孩子的照顾也十分周到耐心。

我们订的公寓还没到交接时间,在旁边的街角,我们找了个油腻的小咖啡馆,门外放着两张深绿色塑料桌子,屋里有几个老年人在抽烟,显然是老主顾。我们点了一盘香叶辣炒蜗牛,Caracois。蜗牛只有指尖大小,柔嫩多汁,很像中国南方的小吃。结帐的时候L惊呆了,一杯咖啡只需要75欧分,价格大约是柏林便宜咖啡馆的一半,那是我们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葡萄牙经济的困顿。

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南欧各国备受重创,但即便是危机,葡萄牙的危机得到的关注都要比其他国家小。它的GDP增长在2010-2012年之间曾经到达可怕的-5.1(相比之下,西班牙是-1,意大利是-1.9),而失业率是整个欧盟的两倍。在国际媒体上,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困境反复被提及,但葡萄牙的GDP倒退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道,就连在危机中它也是最沉默的一位,虽然它陷入的困境要艰难得多。葡萄牙人似乎是默默地吞下了这些苦果,没有像希腊人那样捶胸顿足和发起威胁,也没有像西班牙人那样扬起骄傲的头颅。

在公寓大门外按门铃,没人回应,太阳越发猛烈了。我们躲在小巷的垃圾桶上方的一大丛三角梅阴影下,像两只热晕了的狗一样喘,努力欣赏周边密集的百年建筑。十分钟后,公寓底层的一扇绿色木头百叶外窗忽然打开,一个满脸皱成橘皮的老太太探出脑袋,靠在窗框上抽起了烟。看见我们,她用葡萄牙语问了我们一句什么。我们没听懂,但指了指楼上,彼此就明白了。她给我们打开大门,伸出3个指头,再朝上指指,看来她已经拯救了很多热得半死的客人。

对邻居的Airbnb顾客这样友好,在德国可不一定常见。富裕而拘谨的北方国家居民敌视Airbnb,讨厌陌生人对居所的搅扰,柏林刚刚立法为共享度假公寓设置障碍,一时间几乎抹掉了90%的Airbnb房源。

从公寓里出来的时候,我开始为楼下的老太太操起心来。里斯本是个山城,跟南部欧洲的很多城市一样,建在高耸的石灰岩山体上。老城里的大多数道路都很都陡,30多度的斜坡是家常便饭,石砖块路凹凸不平,连年轻人都偶尔会窩脚。加上夏季接近40度的气温,冬季也常降到10度以下,潮湿冰冷,但南欧人却不装空调和暖气。在这里度过老年时光,可能不是特别方便。但是,如果他们安全穿过这些街道,到达古树遮蔽的喷泉小广场,他们就可以坐在树荫下,或者在那些后巷里的油腻餐馆里,用不十欧左右的价钱换一杯葡萄酒和新鲜海鱼,跟爱聊天的邻居、餐馆老板和侍应生混上大半天。

穿过这些街道和广场,残破的,彩色的,镶嵌着手绘瓷砖的,里斯本就像陌生的立体剪纸,在眼前被一块块地拆开和铺平。几个世纪与东西半球贸易留下的混杂文化痕迹,中国手绘风格瓷砖嵌在装饰印度雕花窗栏的公寓的墙面上。古董书店依然随处可见,里面藏着牛皮封面的地理图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城市,它被冻结在昔日的梦想中,衰败、沉默、日常的简单快乐四处低语,但在更深的地方,忧郁和失落感像强烈的暗流冲击着岩层。

是1481年登基的国王约翰二世,“完美的王子”,把濒于破产的葡萄牙变成了第一个全球帝国。他从力不从心的父亲那里接过皇位,削弱诸侯、扩大皇权。为了平定各方反叛,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妹夫,但这还不够,征服和收买人心需要钱。大幅增加皇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不多,欧亚之间高利润的香料生意看起来极其诱人。但香料的传统陆路运输线路需要对付地中海的海盗、各国战事和阿拉伯半岛的凶险,成本太高。他想要参与几十年来冒险家们的一场实验——开拓绕过非洲去往印度的海路。虽然这条路上已有几千人葬身海底,还没有人能推翻古埃及托勒密时代以来的地理认知,证明印度洋是联通大西洋的水体,而不是个被非洲和亚洲陆地封锁的大湖。

约翰二世是个善于发掘才能的君主,他先是派出两位精明的葡萄牙间谍,探清了非洲大陆的框架。随后又在1497年派出一个固执而计谋多端的年轻船长,瓦斯科.达伽马,去完成这个旅程。达伽马要开辟的海路是当时海上航线中最长的一条,比整个赤道还要长。在当时,它是世界上最高风险的投资。

但是,好运气眷顾了新国王,回报了他的勇气和远见。1498年5月20日,达伽马率领他的船员绕过非洲大陆,穿过印度洋,登上印度海滩。消息传回,震惊了欧洲。达伽马的船队带回了60倍于投资额的货物,又为印度、斯里兰卡、马六甲、果阿、澳门等地带去了葡萄牙的战舰和殖民者。达伽马在1519年受封为维迪格拉伯爵,1524年被任命为葡萄牙驻印度总督。

从此,葡萄牙船队每年一次为欧洲运来东南亚和南亚的新奇香料,又向亚洲运去欧洲的货物。帝国的经济原来依靠于北非和西非海岸地区,现在增加了东半球的生意,垄断了几十年的欧洲香料市场。在荷兰、英国、法国和丹麦加入角逐并挤占市场之前,它享受了一个世纪的辉煌,直到1755年一场大地震把里斯本毁掉了元气。那场地震毁掉了葡萄牙皇室居住了250年的里韦拉宫,让地震中幸存的国王何塞一世得了幽闭恐惧症,里韦拉宫也就没再重建。现在那里成了著名的商业广场(又名宫殿广场),因为面对海湾的宽阔美景而颇受游客喜爱。约瑟一世骑马的雕塑立在广场正中,黑马肥大的正对着通向商业街的罗马风格大拱门。

奇怪的是,一个世纪的香料生意好像跟葡萄牙的饮食没有发生什么关系。我对葡萄牙食物的想象一半落了空,这些想象是几年前在澳门造就的幻觉。在澳门,我曾吃过世界上最美味的咖喱炒蟹,“葡式烤鸡”和葡式蛋挞,更不要说附近岛上葡萄牙风格小广场旁菜单丰富的餐馆里那些惊喜。但在里斯本,“葡式烤鸡”变成了大多数传统餐馆里烤得黑糊糊带焦味的鱼和肉,不加香料,大家拼命往上倒橄榄油和盐。似乎一百年来运回的香料全都卖给了外国人,“让他们去吃那些奇怪的东西吧”。葡式蛋挞也是糊的,甜度足以腻死一头牛。事实上,几乎所有形状的甜点都是由蛋黄做成,只有糊和不糊两种区别。

现代的雅痞餐馆食档,比如TimeOut杂志推荐的Mercado da Ribeira市场,倒是提供了一些类似米其林餐厅的菜式,但也跟澳门的选择没法比。好在里斯本的菜市场还是比较丰富,我们自己动手买回材料,做了中式晚餐:麻辣蛤蜊,炒菜花和橄榄油盐焗鱼。鱼非常鲜嫩,颇为安慰。我们还偶然在里斯本旁边的小镇Costa da Caparica水产店里买到了鹅颈藤壶。这种像小型海怪一样美得怪异的贝类,一头连在帆布一样的小管子上,拔出来就是鲜嫩多汁的贝肉。据说这种美味现在因为太受欢迎,数量越来越少了。在西班牙能卖到上百欧元一公斤,我们的采购单价只需22欧元。那是里斯本之行最让人振奋的食物了。

回到达伽马伯爵。我没有读过贾梅士用30年时间写成的民族史诗《路济塔尼亚人之歌》,不知道它是怎么描写达伽马探险路上那些不体面的时刻的。不过其他的史书更诚实地记载了这些窘境:他假扮成去会见莫桑比克的苏丹,却没有拿不出什么适宜的礼物,引发了当地人怀疑,夺路而逃的达伽马船队在离开港口时,气急败坏地向城市开了几炮;在肯尼亚,或许是补给已经十分窘迫,船队索性掠夺了阿拉伯人的商船;在印度的香料之城卡利库特(今天的科泽科德),国王扎莫林以传统礼仪欢迎了船队,3000武装的奈尔列阵,但在到达国王面前时,达伽马呈上的礼物却太过寒酸(包括一些布料、帽子、糖油和蜂蜜),以至于印度人怀疑他并不是葡萄牙特使,而只不过是个普通海盗。国王要求达伽马和普通商人一样,用黄金付关税,这又惹恼了骄傲的葡萄牙船长。作为报复,他绑架了几个奈尔人和16个渔民。

当然,这些行径跟后来的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对殖民地的屠杀相比,只能算是小打小闹。每一个帝国都有自己阁楼里的灰尘和尸体。在今天,西班牙人哥伦布船长的名字比达伽马更为人所知,而世界也多半忘记了,15世纪最先开始跨太平洋贩奴贸易的国家不是西班牙,而是葡萄牙。葡萄牙过早的衰落并不是因为它做错了什么,而是后来的竞争者更无情、强大、机制完善,也运气更好。辉煌还未及充分炫耀就结束了,在那之后,这些故事再也不能用殖民者的傲慢来公开讲述,而只能加上后殖民时代的反省。对此,葡萄牙宁愿保持沉默,只在它的博物馆里对同情的游客低声嘀咕。

我在精致如翻糖蛋糕的热罗尼莫斯修道院里又见到了这些故事,透彻的阳光把修道院的石墙照得像象牙雕塑一般,增加了奇妙的不线年由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下令开始修建的,历时百年完成。1755年遭到大地震的毁坏,幸而基本修复。建造的巨额资金(每年70公斤黄金)来自亚非贸易收入的5%税收,也就是达伽马开拓的财富的一部分,经过建筑师迪奥戈·德·波伊塔卡(Diogo de Boitaca)的手,变成了一座雕琢繁复的奇妙殿堂,回廊和内外墙壁上布满航海故事的想象:缆绳和船舵组成的玲珑拱门和拱顶、石灰岩砖雕满海怪和花朵、帆船和海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它都像一个前基督教时代神话剧的舞台,糅合了印度古建筑和哥特建筑风格的特点,充满浓重的异教徒色彩。不过那已经是启蒙时代,得到了大笔资助的教会对此也毫无异议,这种浪漫的建筑风格后来以国王曼努埃尔的名字命名。

在修道院里的一个小厅,我花了20来分钟仔细看了15世纪至今葡萄牙、欧洲和世界历史大事记。在一个丰富的时间轴上,制作者以独特的方式选取了全球历史大事件。1527年德国和西班牙军队洗劫罗马、1528年中国哲学家王阳明去世和1543年葡萄牙人首次抵达日本都是重要的,法国入侵葡萄牙、英国军队对葡萄牙建筑的破坏、日本排挤迫害葡萄牙侨民都被记录在案,但却没有太多关于葡萄牙在殖民地恶行的记录。制作者对20世纪葡萄牙的政治动荡和独裁政府的迫害并无回避,但在对一些20世纪知名历史人物的回顾中却充满了空洞的溢美之辞,一种为尊者讳的决绝态度。语言曲折、跳跃地回避着历史,也回避着当下不景气的现状,隐隐地流露出“本应如是”的失望。

在修道院的回廊里,很容易发现诺贝尔桂冠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墓地,一块饰以钢片的长方形石柱墓碑,简洁的介绍。佩索阿的《惶然录》,在压抑和幻灭之下对无名小人物的同情(也可能是他诗意的自怜和哀叹)曾打动了同样惶然的20来岁的我。他译成中文的诗经常让我疑惑这盛名何至,但他的散文却诚恳而有诗意,让人感到痛切和不可言明的渴望:“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没有造反或者另求庇护的可能。有一些人生来就是努力,有一些人后来成为努力,还有一些人则是强制之下被迫为奴。我们所有人对自由怯懦的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我们的奴隶生活是如何与我们般配——因为一旦自由降临我们,我们全会将其当作一件太新鲜、太奇怪的东西而避之不及。“他逃避人间的方法是向内心和文学无限拓展。

佩索阿生在革命的年代,死于独裁年代,但是这个羞怯而忧郁的外交官继子并不关心时代的洪流。他厌恶他的时代,希望回到并不存在的过去,或者君主专制,或者什么其他的人间。他的诗歌和写作聚焦于自己的虚幻世界,他的快乐目前看来仅限于他独自在“巴西人”咖啡馆度过的宁静时光。他创造的几个文学刊物——《流放》、《葡萄牙未来主义》和《奥尔菲乌》都相当短命,虽然后来它们被认为是影响深远的,是一场了不起的文学运动。可是,就像关于葡萄牙的一切,这些文学运动也不为世人熟知。

我们住的地方离“巴西人”咖啡馆不远。穿过希亚多广场,躲开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就能看到咖啡馆前佩索阿的青铜像,翘着腿,目光炯炯地看着前方。如果佩索阿生前看到这尊塑像,一定尴尬得无地自容。我坐在他身边喝了杯茶,想象他带着固执决绝的敏感和寂寞,拒绝爱情,拒绝荣誉,甚至拒绝身边的人群,编造自己想象的朋友。“我为他们编造出姓名、身世,想像出他们的样子——脸孔、身材、衣着、风度——我会立即看到他们就站在我的面前。”但是,幸而再孤独的作家,在人世间都还有一些朋友。和卡夫卡一样,他也是一个伪装成小职员的诗人和作家,和卡夫卡一样,他去世后留下的两万七千件作品,主要是靠他的一位朋友路易斯·德·蒙塔尔沃整理出版的。

他就是在那黄色的、装饰漂亮木板的有轨电车旁漠视了整个时代,电车在夜色里驶向山顶,从埃菲尔设计的剪纸童话般的电梯后面的山坡驶过,就像它们从萨拉查时代开始就做的那样。

自称为 “天主教最后的天使“的独裁者萨拉查也是个神奇的人物,从1932年接过一片混乱的葡萄牙,成为总理,到1968年病倒退权。他有一位主管宣传的手下,安东尼奥·费罗,是佩索阿的密友。费罗鼓励佩索阿参加了全国宣传委员会组织的诗歌比赛,让他的诗《音讯》获得了二等奖,获奖理由是里面“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但萨拉查可能并不知道佩索阿那些反对他主张的“新国家”的诗部分因为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一直没有出版。

独裁者和诗人之间相互厌倦和漠视,擦肩而过,但他们却有着不愿承认的相似之处:和佩索阿一样,萨拉查也终身未婚(但他的理由是“为了全力治理国家”);他也是一个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还曾是科英布拉大学政治学教授;他也习惯于深居简出,非常喜欢独处,爱好记录和分析以及冥想;从照片上看,他们甚至连穿着都一样绅士,虽然萨拉查的头发抹了更多的发油,泄露出一些虚荣。两个孤独而决绝的理想主义者各自选取了实现理想的途径,一个向着文字和想象的王国,一个操纵了千万人的命运。

萨拉查的葡萄牙也是沉默的,刚好落在了二战的两个对立世界之间,面目模糊,虽然号称中立,却同时和两边做生意。一面给同盟国提供亚速尔群岛作为基地,拯救犹太人——在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四天后,即授权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HIAS-HICEM)在巴黎的主要办公室转移到里斯本,接纳了2500名直布罗陀难民直到战争结束;但在另一边,萨拉查却亲近轴心国,支持西班牙的独裁政府。

圆滑的国际立场使葡萄牙免于战事,却也保证了萨拉查能够专注地施行他的独裁。他建立残暴的警察队伍监视全国,清洗和暗杀国内及殖民地的反对派,罢工和政治牢骚,连同自由贸易和可口可乐(“腐化的资本主义象征”)都被禁止了。据说,那时的里斯本人只能靠着足球、Famita(圣母显灵的传闻)和法朵(Fado,葡萄牙民歌,意为命运)苦中作乐消遣时光。

L自然和我谈起了2013年的一部德国电影《里斯本夜车》,电影剧本是根据2014年一部同名小说改编的,而小说的作者、瑞士哲学教授彼得·毕里(Peter Bieri),曾经是L的大学老师。虽然我们觉得这本书过于自我沉溺,情节刻奇而哲思肤浅,但这部电影毕竟向全世界普及了葡萄牙这段不太为人所知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毕里教授因为这本畅销书发了财,可以不再工作,2007年就提前退休了。在小说里,一位瑞士的哲学老师偶然发现了一个葡萄牙抵抗运动幕后英雄的故事,但在现实生活中,黑白却未必如此分明。独裁者也曾受到拥戴,人民曾经厌倦民主的混乱,期待伟人的拯救,直到他们——几乎是必然地——被独裁者的意志囚禁和伤害。

在巴西人咖啡馆门口谈起这些的时候,街头正好有两个年轻人在表演现代舞,音乐像黄昏一样动人。来自欧洲各地的漂亮的年轻人占据了这里的街道和公寓,他们在便宜的酒吧里彻夜喝酒狂欢,在街道上创造了不起的涂鸦艺术,或者创建各种基于手机应用的科技创业公司(里斯本因为低廉的物价和环境魅力,正在慢慢吸引欧洲的年轻创业人才),仿佛在街道上什么糟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也不会再发生。

那是我们按着导游手册去参观古尔班乾博物馆时发现的,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博物馆。看导游手册上说,馆里是亚美尼亚石油大亨卡鲁斯特∙古尔班乾(Calouste Gulbenkian)的个人收藏,有很多20世纪大师作品。但是直到进入那座60年代风格的建筑之前,我都还不太清楚会看到什么。

踏进博物馆大厅的时候,我们就震惊了。大厅里摆着罗丹花费11年完成的著名雕像“加莱义民”中的一尊,就在正式展厅的入口外,而Art Deco(装饰派艺术)大师阿尔佛列德·让尼瓦(Alfred Janniot)的著名春天女神群像站在入口另一边。在我拜访过的诸多博物馆里,没有哪一个可以不买门票就能看到这么珍贵的展品。

带着惊叹进入灯光黯淡的展厅——灯光黯淡,是为了保护这里价值连城的古物,从古希腊和古罗马铸着精致头像的金币开始。后来才知道,古尔班乾博物馆收藏的古币在欧洲各博物馆中名列前茅,也是所有私人收藏中最大的。走到第二个展厅,看到古埃及雕像和楔形文字石板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私人收藏家,于是坐下来,开始搜索卡鲁斯特∙古尔班乾的介绍。

古尔班乾生于君士坦丁堡的古老亚美尼亚贵族和富豪家庭,他的父亲拥有高加索地区巴库的油田。古尔班乾少年时曾在巴黎学习法语,后来在牛津国王学院学习机械工程和应用科学,才华横溢,曾以法语发表文学游记,也体现出非常高超的外交技巧。这些技巧使他后来能够把利益冲突的各方联合在一起,无论是大公司还是政府,比如帮助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并购壳牌旗下运输和贸易公司。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油储,是帝国财政部长委托古尔班乾调查的,他从此成了开创中东石油业的主要人物,尽管在此期间,他的家人因为帝国境内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不得不在1896年搬到了伦敦。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亡和两次世界大战时,他都能巧妙地周旋于帝国之间,历任多国部长,躲过多次劫难。他的人生故事贯穿整个中东、欧洲乃至高加索中亚地区现代史风云,简直是首浩瀚的史诗。

在这期间,他积攒起了祖先们都无法企及的财富,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主要是通过在中东做石油生意。后来他把公司卖给了四家全球石油业巨头,以5%的股份作为回报。他因此得到了一个绰号“百分之五先生”。而这神奇的百分之五,正是他最终来到葡萄牙的原因。

古尔班乾博物馆是1956年成立的古尔班乾基金会建立和运营的,整个馆里的藏品6000多件,轮流展出的1000来件,每一件都是罕见的珍品。从四大古文明的文物,到中世纪宗教艺术和古书,从鲁本斯、伦勃朗、莫奈、雷诺阿的油画,到法国18世纪的精美家具……几乎每个时代每个地区的代表艺术流派和工艺品都有呈现,甚至还有德彪西签名的乐谱。所有这些,都开始于他15岁那年,拿着父亲给的零花钱,到君士坦丁堡的集市上买回的两枚古希腊钱币。

但是,在伦敦和巴黎接受教育并度过大部分人生的古尔班乾,为什么会来到葡萄牙,并把这些欧洲最了不起的私人收藏留在里斯本?因为百分之五。在二战中,他和家人住在巴黎。纳粹占领巴黎之后,英国政府以他是敌战区居民为由,没收了他的百分之五股份,也就是他财富的来源。这件事摧毁了他,即便战后英国政府归还了他的股份和利息,也没有能恢复他对英国的信任。

当时的葡萄牙驻英国大使是个聪明人,抓住时机向他歌颂葡萄牙的美丽安宁,和它作为“少数几个没卷入二战的国家之一”的好处。大使估计没有告诉他葡萄牙中立的真实原因,也隐瞒了很多其他的故事,总之,心灵受伤的古尔班乾接受了这个引诱。他搬到了葡萄牙,在这里终老。

古尔班乾去世后留下的巨额财富,按他的遗嘱成立了古尔班乾基金会。这家基金会成了葡萄牙文化艺术领域的巨大支柱,它建立了全球最了不起的私藏博物馆之一,建造了位于波尔图的库哈斯设计的壮观音乐厅Casa da Música(我们后来在那里听了一场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乐,表演的青年乐队也是由基金会资助的),资助了无数文化项目,被盛誉为“帮助这个国家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的文化艺术领域主力军。命运的偶然性,百分之五先生的故事结束之处,是独裁者萨拉查意外种下的善果。

从古尔班乾博物馆出来,我们在一座小植物园外坐下来,看一个穿着彩色长袜的小女孩在社区公园里晃秋千。在她不远的地方,是一座法西斯美学中常见的“好基友”雕像,两个英俊的少年亲昵地在看一本书,这样的雕塑带有的装饰派艺术特征,常为20世纪致力构建未来乌托邦的领袖所青睐。有趣的是,两个石头少年旁边正好有两只鸽子在卿卿我我。

我们站起身,回到破旧迷蒙的地铁走道,在地铁轨道间的纸制国王后面等待地铁,从那里去往跨越塔霍河(Rio Tajo)峡湾入口塔霍河的悬索桥——4月25日大桥。2277米的橙红色大桥长得和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很相似,也是金门大桥的承建公司建的。上层六线行车,下层双轨铁路,镂空的金属桥面24小时不断发出尖利和轰隆的喧嚣,仿佛整座城市都被它撼动。这座桥在1966年8月6日通车,以独裁者的名字命名。1974年4月25日,大批中下级军官和平民发起了一场和平的革命,人们手持康乃馨花涌上街头,萨拉查留下的政府像雪片般融化。这座桥被更名为4月25日大桥。“天主教最后的天使”、“完美的“独裁者的故事结束之处,是花朵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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